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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宣布将允许外资进入征信领域、开展信用评级业务!(附:易纲博鳌问答全文)

发布时间: 2018-04-13 10:16:45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 华尔街见闻   浏览次数: 15
今天,中国央行新任行长易纲就将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拿出来详细的任务清单和日程表。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今天最重要的是关注易纲博鳌的讲话。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今天在博鳌论坛年会题为《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但他的一些言论似乎被媒体误读为加息的信号。
 
 
 
在就任行长后,易刚在国际场合首秀使用了英文(之后使用了中文),不过媒体的误读也出在这:
 
 
 
 
——“作为主要中央银行,我们要开始收紧”。
 
 
 
这是被媒体翻译后的语言,被人们误认为是中国要加息的信号。
 
 
 
实际上,易刚表达的是“主要中央银行开始收紧政策,我们对这些变化做好了准备”。
 
 
 
需要注意,这是讨论《货币政策的正常化》的论坛,所谓的正常化就是全球主要央行开始行动,准备告别不寻常的超低利率。所以,易刚在这场论坛的任何讲话都很容易被误读。
 
 
 
除此之外,易刚还回答了中美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虚拟货币的发展等相关话题的提问。并在该论坛上宣布了多项金融业开放措施。
 
 
 
 
内地和香港从5月1日起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
 
 
 
证券、基金、期货、寿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设限;
 
 
 
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
 
 
 
不再要求合资券商的境内股东中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等;
 
 
 
 
 
 
 
在6月底前落实上述措施的基础上,易纲还提出在年内推动:
 
 
 
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争取2018年内开通;
 
 
 
鼓励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领域引入外资;
 
 
 
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不再对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等。
 
 
 
中国在去年中美领导人峰会后,已经宣布银行、证券、保险领域的对外资股权扩大开放措施,此次易纲明确了上述措施到位的时间表为今年6月30日前,也就是距现在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鼓励外资进入信托、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等措施领为首次宣布,沪港通和深港通每日额度虽然很少出现不足的情况,此次获得较大力度的扩充。另外,市场此前对中英讨论建立沪伦通已有了解,但年内推出的进度,仍然超出许多市场人士的预期。
 
 
 
粗略的统计,整场论坛大约有34个问题,几乎有一半问题是易刚回答的。
 
 
 
下面是该论坛实录:
 
 
 
文字略有删减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化”。贸易、政治都正常化,在这个情况下央行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收紧,美国、日本、中国央行都往这个方向收紧,甚至日本也在说要提高利率。那我们的问题是公司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获得什么或者失去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都非常了解的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对它会有什么影响呢还有就是中国会如何开发它的金融市场?我们今天有5位非常优秀的嘉宾:
 
 
 
* 日本央行前副行长岩田一政
 
 
 
* 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校校长李剑阁先生
 
 
 
* 澳大利亚AMP首席执行官Craig MELLER
 
 
 
* Plymouth Rock保险董事长、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主席Jim STONE,他对货币政策也有非常深的研究
 
 
 
*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欢迎大家。易行长首先恭喜您新的工作,现在货币政策收紧是中国的方向,那您觉得在中国会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时候。
 
 
 
易纲: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审慎的、谨慎的货币政策。我们没有什么量化宽松,或者零利率的政策。现在主要的央行都开始收紧利率,开始退出扩张,也会进行缩表。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期待这样变化的发生,所以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进行这样的改变。
 
 
 
关于利率,中国同美国的利差处于舒适区间,您可以看到我们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是3.7%,美国是2.8%左右,短期看利差在合理的区间内。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准备着做货币政策正常化,而且我们也会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谢谢。
 
 
 
主持人: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我在最开始说的中国现在开始非常关注货币市场的利率,关于基准利率你们现在有关注吗?
 
 
 
易纲:目前为止利率自由化是朝着市场主导的方向发展,价格变量现在越来越重要。目前中国一个是基准利率,一个是市场利率,现在的货币市场利率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未来借款和存款利率也将会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有人说这个利率会逐渐的上升?
 
 
 
易纲:我觉得来思考这个问题最佳的方式,因为我们要想慢慢的让双轨的利率合并成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的话,最佳的一个策略是在未来我们把双轨差不多合成一条,把它合成一个市场机制,这是我们比较理想的一个情景。
 
 
 
主持人:我觉得你非常擅长你的工作,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利率会是多少,是给了我们一个区间。岩田一政那你从日本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呢?
 
 
 
岩田一政:在量化宽松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经验,而且还遇到溢出效益,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开始的比较早,没有成功的打败通货膨胀,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应该谨慎行事,现在我们还是在进行第二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有迹象表明,我们要慢慢转化成一个以利率为基准的政策。你看十年期债券的话,利率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说我们要忽略这个量化的目标,是朝着市场化的目标为主。所以说到市场预期,我觉得我们与市场之间的沟通是有问题的,之前没有以市场为基准。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率1%,但如果看美国的话,CPI除去能源和食物的话也接近于0,所以说我们预期2.2%或2.3%的可能性。但是这和市场的预期是有差异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比较不幸的。现在我们开始逐渐提高利率,利率是和银行储蓄挂钩的。在提高利率的过程中,有可能我们会走向正的1%,可能还会逐渐的增长,我觉得利率会调高至3%,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支付的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主持人:Jim你说了我们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结果,你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Jim STONE:我最开始是从学术界开始做起的,从经济学家开始做起的,而现在我是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这些经验让我非常担心,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货币宽松政策的结果,非常低利率政策的结果,我们扩张了衍生品交易,我觉得这对于稳定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是造成的威胁,有很多是没有披露的,我们不能肯定这个杠杆到底是多少,甚至中国的金融机构还有我们自己的都不知道。我们还扩大到了私募,随着股价的上升,这些都是没有预料到的结果。这些不可逆转的形势所有的不稳定性,都是我们需要担心的,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担心,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回到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这还是一项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说我们不做改变的话,情况会更糟。
 
 
 
主持人:李先生你可以谈一下关于中国现在应该做什么,关于货币政策方面应该做什么的观点吗?
 
 
 
李剑阁:我觉得中国这几年的货币政策一直还是走在比较正确的路线上,我也要祝贺一下易纲担任新的行长,因为他在央行工作了快30年,由他担任行长能够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采取了一些投资拉动的措施,当然这个时候货币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都是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我这几年来一直觉得这种批评不是特别的宽厚,因为我们很难设想当时中国不采取这个投资拉动的时候中国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是不可重新实验,也不可以重新来过的。所以我觉得尽管当时的投资拉动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了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选择妥善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客观的看我们这几年货币政策所走过的路程。目前来说,因为中国从来没像日本、欧洲那样采取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所以中国货币政策我觉得只是一个微调,并不会有很剧烈的变动。因此对宏观经济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会出现剧烈的变化,也不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震动。
 
 
 
主持人:非常感谢。Craig先生有没有想补充的?
 
 
 
Craig MELLER:我觉得我们要搞清楚未来二三十年会发生什么,而且我们讲到货币政策到底是宽松还是趋于紧缩。在西方世界,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会有非常极端的现象,货币市场也有相应的回应或者反应。提到经济增长或者全球经济健康状态的话,我们讲到全球货币主管部门也需要去关注到市场,我们应该怎么样快速应对。现在面临的主要两大调整,尤其是对于紧缩货币政策的两个挑战,一个是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到市场相应的反映,还有在过去十年中流失的资产,还有现在我们技术的一些变革,我们生产力或者人力的成本,或者它的容量,我觉得这是一个想象的过程而且要考虑到货币。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生产力的提升,所以要看到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期望是不断的向乐观走,现在提到了货币紧缩,我们要考虑到什么样紧缩的手段,也要看到紧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主持人:昨天的时候,习主席也提出了一个开放的主题,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主题,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想跟大家分享,怎样进行开放?
 
 
 
易纲: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宣布我们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市场准入,人民银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正在抓紧落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大幅度的放开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下一步我们金融业的开放将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第二个原则就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我们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要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第三个原则就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得我们金融监管的能力要与开放的程度相匹配。
 
 
 
根据习主席所说的落实开放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以下六点金融领域的开放措施要在未来的几个月就落实:
 
 
 
第一,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第二,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第三,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第四,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4倍,也就是说沪股通和港股通每日的额度从130亿调整为520亿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105亿调整为420亿人民币。
 
 
 
第五,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租业务。
 
 
 
第六,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以上这六条就是未来几个月就要落实,我预计到今年6月30号这些措施将大部分开始落实了。到今年年底以前,我们还将推出下列措施,以下这几条是今年年底以前需要落实的。
 
 
 
第一,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济、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第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第三,大幅度的扩大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第四,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第五,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
 
 
 
此外,我很高兴的宣布经过中英两国双方共同的努力,目前沪轮通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我们在座的证监会的副主席方兴海先生也在座,我们争取在2018年年内开通沪轮通。另外在此前宣布的一些金融业、服务业的开放措施也都在有序的推进,比如说我们以前宣布的包括开放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的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以及对外资投资征信机构实行国民待遇,这一些以前已经宣布措施的落实正在扎实的推进。
 
 
 
目前人民银行和各部门都在抓紧修改法律法规相关程序,将上述的时间点要落实实施,为了促进金融业开放的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我们还将做好配套工作。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在扩大金融开放的时候一定要加强金融监管,有些朋友认为国民打开是不是监管就放松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开放,实际上监管是加强的。这个开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宽对外资的准入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同时各类所有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不管是什么所有制,我们都要依法合规进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大家知道金融是一个牌照业务,做金融业务是要有资格的,那么对这种金融的牌照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服务的牌照是严格管理的,是有准入资格的,所以对内外资是实行一视同仁的审慎监管,这一点请大家放心。通过加强金融监管,我们可以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升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更好的实现全球化和整个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谢谢。
 
 
 
主持人: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问题,现在的观众也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关于具体的问题,中国现在只是有了这样一个开放的需求,但是我们在中国有非常大的银行,还包括一些公司,比如说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相应的业务,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易纲:我们现在在开放,我们欢迎国外的外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来中国展开业务,因为我们在国内有这种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一视同仁的对待,无论是到了货币市场。讲到竞争力的话,我觉得是一致的,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表现,而且他们的表现要取决于公司他们当前的决策或者相应的业务策略。
 
 
 
主持人:您是在说外资资本可以进入到中国来进行交易和买卖,对吧?
 
 
 
易纲:当我们提高资本上限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们开放的一个态度,对于不同渠道的开放。所以说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是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透明的。我们对于外资和本土资本都是一视同仁的,所有的法律法规,还有渠道,还包括竞争的市场和竞争的空间都是开放的。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在未来2-3年中,您预测到中国资本市场或者债券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宽阔,变得越来越开放,对吗?
 
 
 
易纲:我觉得在未来几年我们的开放政策,我非常自信中国的金融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监管会更加规范,而且会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公平竞争的情况也是非常显著的,对于中国公司还有外资公司都能在多个领域进行公平的竞争,所以我们也会提高一系列的服务标准来服务到实体经济,来服务到不同的消费产品,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比现在有更好的发展。提到了金融安全监管,也会得到增强。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国家的金融安全,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关注,大家对债务的关注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跟美国的一个对比,您能不能分享中国银行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
 
 
 
易纲:他们有债务比例过高的问题,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性,我们认为这种高的杠杆率是政策的背景,所以说我们首先让债务比率比较平稳。第二个任务是让公司债、居民债、中央政府债和地方政府债之间的比例更平衡,这样的话可以优化债务结构,可以让整体的债务比例比较平稳,这是我们实现更可持续的杠杆率的更正确的做法。
 
 
 
主持人:Craig您觉得刚才说的这些改变,会改变中国的保险市场吗?
 
 
 
Craig MELLER:我最初的反应是,如果说我们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对于习近平主席演讲的报道都是比较正面的,比较高水平的评价。但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些具体的措施?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细节措施。中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我觉得是比较快的,我们现在和中国人寿开始合作,而且会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比较强劲,我们以后在中国市场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大。我觉得这会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外部的竞争力,但是我也觉得中国有非常强的内部的银行、保险公司,他们让外国组织在中国有效竞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澳大利亚他们的保险行业,特别是银行业现在的结构和市场开放之前的结构是一样。
 
 
 
主持人:Jim之前比较担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觉得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Jim STONE:是的。我非常高兴听到不会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因为在开放的同时,虽然说在各方面看都是比较好的,但是会让这种经济领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比如说以后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更会影响中国,中国也会更影响美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监管。所以说我的观点是,美国1929年大危机中可以学到的经验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性、低的杠杆率,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也希望中国的监管会考虑到这个原则。
 
 
 
主持人:易行长我想追问一下这个问题,美国的银行系统以后和中国更挂钩。第二我也想问你,新闻上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你对此作何反应呢?如果真的贸易战发生,这个货币政策会不会成为你们的武器之一呢?
 
 
 
易纲:首先我想谈一谈关于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问题,我觉得这种贸易不平衡,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这种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做如下的评论。
 
 
 
第一,这种不平衡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中国是在增值价值链的底端,所以说中国和美国的这种贸易盈余其实是代表了整个亚洲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包括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对美国都有相似的贸易顺差。中国和日本,和韩国,中国其实是有贸易逆差的,所以如果你看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更多边的角度来看,不是仅从一个双边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这种贸易不平衡其实是一个宏观因素问题。如果你看一下我们国家的帐目,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政府赤字,第二是投资,第三是私有储蓄,如果你看一下现在的情况,美国有贸易逆差和中国有贸易逆差。另一边你看它的政府预算赤字是在增加,数字越高,贸易逆差越大,这是非常清晰的。再一点就是投资,随着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增加,还有美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越多,经常性项目赤字也会越多。第三点是私有业务储蓄,现在美国的储蓄率有一点下降, 这也让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增加。所以说如果你看这两个国家的经常性帐目的话,你看它经常性帐目赤字是由什么组成的,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第三,如果我们中美贸易,我们不仅要看商品贸易,也要看服务贸易,美国在服务贸易上面有优势,如果你看中国服务贸易方面和美国的贸易,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实在增加,去年中美服务贸易的逆差是很大的。所以说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服务业的开放,美国以后还会在服务贸易方面有更大的比较优势。
 
 
 
主持人:您说美国人如果储蓄更多,政府花的更少,福利发的更多,就会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易纲:我觉得是的。我最后想说的一点,你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美国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他们把很多产品卖给中国,他们在中国获得大量利润,而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我们在算我们顺差和逆差的时候,我们没把这个部分包含进去。如果把这部分也考虑进去的话,我觉得它会改变整个贸易不平衡的情况。如果说我们只看中国公司对美国的出口,但是我们忽略了美国这些大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如果说把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以后也会改变这个局面。
 
 
 
所以总的来说,我想说我们必须要分析经济形势,要意识到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或者也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货币政策,和美国的协商中,因为你看特朗普总统经常说中国人民币的问题。
 
 
 
易纲:我认为我们的货币政策关注于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是服务实体经济的。
 
 
 
主持人:中国不会让人民币贬值吗?如果说真的发生贸易战的?
 
 
 
易纲: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我们的汇率体系现在是非常稳健的,我们的汇率系统是有一篮子货币和浮动的汇率政策所决定的,现在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体制,央行很长时间没有干涉过,而且这也能很好的为我们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有1亿多人在国外,他们可以很方便的使用外汇,我们的汇率系统也让我们的企业、居民和整个中国以及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的汇率机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基准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也觉得它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正如现在这样。
 
 
 
主持人:如果说你把美国系统和中国系统挂钩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以后银行系统会更加脆弱呢?
 
 
 
易纲:我同意刚刚Jim的观点,他刚刚强调增强监管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监管,特别是当我们开放的时候,当我们让市场更有竞争力的时候,我们在开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监管,要让公平竞争的环境更加的公平,让外国和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共同的竞争。
 
 
 
主持人:在我们观众提问之前,我想问李先生,中国的银行,很多的国有银行这个改革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李剑阁:我觉得中国银行这一二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可以从全球银行的排行榜上看,中国的几大银行在全世界已经排到前列了。所以应该看到我们银行这几年在改革方面,在治理方面,在风险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把门开的更大的时机了,其实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开的更大。当然我们国有银行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方面和整个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央汇金公司是中国几大国有银行的控股公司,我们派驻的股权董事在那里会发挥作为大股东的作用。在一般问题上,他可以发表个人的独立意见,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必须得到大股东的授权,所以公司治理的这种结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每个银行股东的利益都得到保证。因此将来外资进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制度,所以如果外资加入我们现有银行或者他们独立建设银行,我们现有的本土银行有足够能力去竞争,而且在竞争当中会提升它的管理水平。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允许现场提问,希望大家提问尽可能直接简短。
 
 
 
提问:我想问易行长,货币政策正常化以及刚才您谈的开放,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哪些益处?另外中国银行业在开放过程当中怎样能够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谢谢。
 
 
 
主持人:我们再提一个问题,一起回答。
 
 
 
提问:易行长您好,我是腾讯的记者,我想问一下关于虚拟货币,去年9月份央行出台虚拟货币监管,禁止一切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在海外做了,我想问一下易行长,央行在2018年对虚拟货币监管会不会有新动作?央行对区块链的态度是什么?谢谢。
 
 
 
提问:在2000年的时候日本和包括日本相应复苏经济的政策陷入了一个陷阱,觉得中国相应的政策会不会也重蹈日本的覆辙呢?
 
 
 
易纲:货币政策的变化和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金融业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来设计的,这些设计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在国内竞争,并且有利于中国银行走出去在全世界的竞争。
 
 
 
关于虚拟货币,这位朋友讲的,我们确实是认为它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比较少,有一些投机甚至有一些洗钱和其他的行为,所以中国对虚拟货币一直是比较谨慎的。但是你知道,实际上现在数字货币在全世界的研究,中国的研究是走在前面的,我们也在研究数字货币它怎么样能够以一个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以一个最好的形式来安全的发展,来回避一些负面的影响,使得数字货币能够更好为经济服务,这里也包括区块链技术,也包括我们说的fantech,金融科技这一块。整体来讲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它的正能量和服务实体经济。
 
 
 
关于这位朋友说的流动性陷阱,过去在日本是这样的,简单的说,中国目前离流动性陷阱还比较远,不过流动性陷阱这个极端的情形对我们制定货币政策一直是有益的一个极端的情形的考虑。谢谢。
 
 
 
主持人:请您谈一下日本的流动性陷阱。
 
 
 
岩田一政:刚才提到美国和日本的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最后的影响延续到九十年代。提到我们的经验,怎么样去应对这个问题,我们讲到是策略的紧缩,还包括对于美国资本的管控。对于政府方面,我们没有进行相应的策略采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也就是85年左右,我们看到有一个美元的贬值,还有日元相应的变化。当时的区间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难以想象的。88年一直到90年代,达到了202到280,这是对于日本的情况。在全球经济中,日本的产业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我觉得中国应该进行谨慎的态度,怎么样去紧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汇率的变化,对美元,对韩国货币的一个变化,还包括现金的流动性,日元、美元我觉得必须进行保护,必须控制它的升值,还包括宏观货币策略和经济策略,如果混为一谈的话是非常危险的,非常多的货币政策我们要是服务实体经济和整体的就业率,所以我们要从财政部去更好的控制货币政策以及它的间接影响。
 
 
 
主持人:实体经济可能会同意您的想法。
 
 
 
岩田一政:我们讲到货币政策会有一系列的影响,中国也是这种情况。特朗普他10亿美元的一个政策,但是讲到赤字的话,我们看到有非常大的投资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1.5,1.3,1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
 
 
 
Jim STONE:我要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些谨慎的状态,的确我也是有些关注,刚才提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美国的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金融部门占到60%-70%整体经济的比例,现在是占到30%。我们在进行策略采取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快过急,也不能过于保守谨慎。我不想提到虚拟货币或者区块链,因为这个还是非常长的道路,比如说税收或者它用于非法交易,比如说枪支或者毒品的交易,所以我对于比特币、区块链这种虚拟货币,我不会像大家持这种鼓励态度。
 
 
 
主持人:还可以再提几个问题。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易纲行长,您刚刚说了很多开放的措施,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开放方面会不会有相应的措施?如何更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另外开放的同时如何把握金融风险的问题,包括金融监管未来的一个监管模式会走向一个什么模式?有一个怎样协调的过程?
 
 
 
提问:刚才提到我们的一揽子政策,可能看起来有些相似,易纲行长刚才提到一些问题,这可能是央行在最近几年做出了最大胆的一步,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监管分享?
 
 
 
易纲:开放措施、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我们一直是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大家想想现在和多少年以前比,我们资本项目可兑换不管是在FDI还是在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比如说中国的股市、债市,外资怎么进入,中国的股市债市怎么样纳入全世界主要的指数,这些工作都在做,就包括我刚才宣布的提高沪港通、深港通和港股通每天的额度,实际上它都是在有序的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使大家在资本项目下越来越方便。同时我们改革的步骤是稳妥的,稳妥的意思就是说它还是要控制住风险,使得整个过程比较平稳。人民币国际化它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它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所以我们企业、金融机构和个人他有这方面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可以节约货币错配的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那我们都乐见其成。但是它主要是要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企业可以自由的选择他用哪种货币,最方便用哪种货币,所以我觉得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监管,我认为目前中国的监管框架一定要加强监管,但是我们目前监管的基本框架还是一个分业监管的框架。在分业监管框架的职责是清晰的,但是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和跨机构的风险的传染,比如说我们考虑的就是大资管,指导意见未来将要出台,实际上我们就使得资产管理这个业务,不管你是银行做的还是证券做的,还是保险做的,都应该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要尽量减少监管套利,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谢谢。
 
 
 
提问:我想请问易纲行长,现在网联已经开始进行了,主要是支付宝和微信,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网联去收编他们,这个监管意义在哪儿?
 
 
 
提问:谢谢给我这个机会。今天咱们标题是货币政策的正常化,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一个新常态的经济情况下,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速在实现中高速增长,包括像去杠杆,防范系统化金融风险这些都是中国新常态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央行更多会使用公开市场的措施去进行调节货币市场上的相关货币供给,对于标准利率的调整更多偏向于象征意义,这是不是您一开场提到利率双轨化逐渐变成向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调整。谢谢。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的问题也是给易行长就是关于利率的,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加息的预期是比较强烈的,我们想知道中国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调整?另外我们看到从2017年年初开始包括中国的房贷利率一直在上涨的趋势,这可不可以理解为变相的一种加息或者说中国下一步的房贷政策会不会延续这样一个上升的趋势?谢谢您。
 
 
 
易纲:我们讨论的专家他们都是我非常尊重的这个领域的顶级专家,所以我希望各位朋友,特别是记者朋友要多给我这几位同事多提点意见,别把问题都集中在我这儿,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是最好的。
 
 
 
你说的网联这个事,它主要从支付系统的公平竞争和安全考虑的。所以中国第三方支付,手机支付也好,移动支付也好,应当说是走在世界的前面,全世界都在说中国手机支付、移动支付有多方便,中国老百姓在这方面得到了实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风险,怎么样有效的防范风险,同时又鼓励竞争,鼓励创新同时防范风险,这是一道挺难解的题,要平衡好,所以我们整个制度的设计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的。
 
 
 
后两个题都是关于利率的,比如说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利率是不是对利率调整有象征意义?还有说利率要进一步调整,将来房贷的利率怎么走?我刚才说了,实际上中国货币政策一直是很稳健的,大家要考虑一下,我的七天,我的十年国债利率现在都在哪儿?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在进行零利率的时候,我们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也是相当稳健的。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稳健的基础,当其他国家在货币政策正常化,他们开始加息,美国已经加息了六次,但是美国加息六次以后,你看现在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和美元的收益率曲线,我还是平均高于美元的收益率曲线,比如说80-100个基本点左右,所以还是保持了我刚才说的这种利差。
 
 
 
我认为目前这种货币政策的格局和利差的格局,应当说是总体稳定的,也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稳定不稳定,好不好,实际上关键看,一是看它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融资,我们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就要考虑到预期、将来会是怎么样,大家会怎么想未来的事,就这两个方面我在考虑,现在我们都处于一个比较适度的区间。所以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谢谢。
 
 
 
提问:我想易行长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进一步的开放金融市场,我们就会遇到一些资本的波动,跨境资本转移的波动,您觉得会带来什么后果或者影响呢?如何来管理这种跨境的资本流动呢?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来自新华社的。第一个问题还是给易行长,关于Riss,也就是不动产的资产证券化,公募的Riss可以说在市场上讨论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推出来,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于公募Riss推出有什么态度?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澳大利亚的专家,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不知道您对“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谢谢。
 
 
 
Craig MELLER:为什么“一带一路”没有去悉尼呢?因为我们隔的比较远,而且悉尼只有2500万人,所以说可能也不会选择我们。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我们的合作是非常广泛的,因为澳大利亚给中国提供很多的资源,所以说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关系之一。“一带一路”对澳大利亚来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中国进一步的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还有在金融业方面,我们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也非常感兴趣,想要和中国伙伴进行合作。
 
 
 
易纲:跨境资本流动,目前是比较平稳的,当我们进一步金融开放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的货币市场,中国的债券市场和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机构也好,将来在更大的程度上,在全球配置他们的资源,这样使得我们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它是需要有资本流入、流出。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流入、流出是平稳平衡的,这样的资本流入流出是有利于我们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纳入MSCI指数,从外国的投资者来讲,他们是机构投资者,他们就要相应的配置这部分资产,也就是说他们要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那么从中国的投资者来讲,我们的机构投资者,我们的理财,我们的老百姓,他也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配置他的资产,我们目前中国老百姓和企业,和机构,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比例还是偏低的。所以我觉得随着开放,两个方向的需求都有,既然是两个方向的需求都有,我觉得跨境的资本流动可以是平稳和高效的。
 
 
 
你说的关于Riss资产证券化这个问题是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的Riss一直没做起来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基础资产,它怎么考虑和发达市场的Riss是不一样的。人家的基础资产就是要卖掉的,资产证券化以后这部分资产是真正卖给市场了,这样使得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它的贷款会下降。而中国的机构它有的时候这个Riss的资产不太舍得卖断,所以在这方面有一些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考虑。从政策上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更有效的能够使Riss资产证券化这个市场能够发展起来。谢谢。
 
 
 
岩田一政: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们这个争端其实是一个长期以来的问题,在1983年我们有一个美元、日元委员会来为了进一步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为外国竞争者打开我们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之后,就有更多的外资进入日本,就导致日元的升值,就帮助我们减少了贸易之间不平衡的问题。我们外部和内部的限制,关于资本的流出我们有一些限制政策,外资进口也有一些限制。结果就是日元没有升值,而是贬值,在这个市场开放之后,这就表明我们资本市场自由化方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采取这样的政策,让流出和流动自由化,汇率也必须要更加灵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资本自由的流动,汇率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受严格限制,而是要更市场化、更自由化。所以说我觉得除了外部开放,还有内部自由化。
 
 
 
主持人: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现在想问易行长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做的,中国的这些大银行,在八十年代开放市场,其实是一种相似的方式,让这些外国资本开始可以投资银行,这是伦敦的经验。我们有没有相似的计划来创造一个相似的系统?从伦敦的经验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易纲:我觉得中国的理念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会比较小心谨慎,不会说一蹴而就。我都不想用“禁止”这个词,我觉得我们只是比较审慎,比较稳健的一个策略。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觉得有三大原则,第一是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第二是日本行长所说的我们必须要平衡金融开放汇率的灵活以及资本帐目的自由化,这三点必须要和谐的、协调的进行。第三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我们要意识到这其中是有很多风险,有可能是资本流动或者其他方面的风险。所以说这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一步,简单回答的话,就是我不想用任何的禁止的手段,我们还是要慢慢的、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推进。而宣布开放,所有的开放政策,前提条件都是必须要条件成熟,而且每一步开放都是要有比较谨慎的监管和数据的支持,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准备好进行开放。
 
 
 
主持人: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也非常感谢我们行长刚刚所说的,您所说的中国的这种原则。非常感谢。